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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防止行政干预和道德风险。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第四，加强预期引导，狠抓政策落实。在推出各项政策措施的同时，我们注重加强市场沟通和政策解读，及时回应市场关切，使市场主体形成稳定预期。特别是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贯彻落实，让民营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放眼全球，风险下降空间有限。2019年1月以来，随着数轮中美经贸磋商的开展，中美贸易摩擦局势缓和，是当前中美两国市场情绪好转的主要原因。但是，基于长期视角，两大变化趋势不改，制约了外部风险下行的空间。第一，全球总需求走向低迷。2018年贸易摩擦已经扭转了全球复苏提速的趋势，使其陷入踌躇困局。2019年，在民粹势力冲击之下，欧洲一体化将面临巨大挑战，区域增长前景已遭欧央行调降。而受制于国内白热化的政治博弈，特朗普政府难以用大规模基建接力正在迅速消退的减税红利，美国经济料将迈入周期拐点。第二，中美经贸博弈预计将“短期缓和、长期延续”。

调控货币政策时，特别注意了市场流动性，7天回购利率中枢从上半年2.8%降到下半年2.6%，可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资金层面看，下半年融资条件更宽松一些，反映在总量指标上，M2增长8%，社融10%左右，这样一个速度和实体经济增长相匹配。

第二，货币政策内外活化。从内部来看，得益于“宽财政”持续发力，货币政策跨越结构性瓶颈，“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效率正在提升。规模层面，2019年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融规模增量均创下历史新高，社融存量同比增速触底反弹。在结构上，1月居民和企业部门中长期信贷大幅增长，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多增幅度连续第三月扩张，表明“宽信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正在优化。

“三者中最透明的是股票、债券，银行贷款是银行与企业一对一的合同，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就是选择债券，给债券提供保险，债能顺利发出去，发出去就是一个好消息，商业银行也不会催还贷款，股票也会好转。”易纲称。他同时说，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相当于信用缓释工具，有一个著名的词叫CDS，雷曼危机中，美国的保险公司AIG因太多CDS，最后发生问题了，所以市场对于CDS有点谈虎色变的感觉。

虽然收益率上升反映出的是人们越来越认可经济目前强劲，但基准收益率飙升的速度太快，带动的从汽车贷款到抵押贷款的成本增加，已经让许多投资者陷入困境。投资者被迫重新评估与所谓的无风险政府债务相比的被视为风险的资产的价值——比如股票。美联储主席Jerome Powell上周三在Atlantic于华盛顿主办一个采访活动中谈到美联储最近提高加息速度时表示，“我们现在距离中立利率还很远”。中立利率指的是利率处在一个既不会提振也不会放缓经济增长的点，许多投资者认为这些评论暗示美联储可能会在未来更加急于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比之前预期的更快。